程桂芬自述8: 到保长家刚坐下来, 大门口进来一个穿黄衣服的伪军

反"清乡"，撤退到上海

敌人"清乡"的气焰很嚣张，我们反"清乡"的准备也紧张。有一天，邓仲铭同志把我与小兰找去。老邓说，有一部分部队准备撤退，有一部分坚持。这个地区狭窄，活动范围小。不过，再艰难还是要坚持，决不放弃这个地区。机关精简了一部分。他提出要我们姐妹俩在当地隐蔽下来，将来再来找我们，因为我们有家，有亲戚朋友可掩护。

当时小兰不吭声，我不同意。理由是我们在家乡从小参加革命，尽人皆知。这两年，家里像个交通站，天天有干部进进出出。红到这样，怎么隐蔽？老邓一再说服我，要我们想办法，还说保存干部就是积蓄力量。最后，我还与他争，说要是我牺牲了，你还得检讨。小兰望着我说，哪有这样与组织讨价还价的，牺牲也得坚持。她还说不是完全没有条件隐蔽的。于是我俩带着任务回严家桥。

我们姐妹俩商量，首先要把家庭布置得像普通人家一样。可是，老墙门间里破厅东边唯一一间地板房，过去我姐姐程银娥念书的地方，大小书架放满了进步书籍。从谢冰心、叶圣陶、郁达夫、郭沫若到鲁迅的作品，此外还有《语丝》、《太阳月刊》等刊物。外国小说也不少，有《西线无战事》、《毁灭》、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、《第四十一》等等。还有马克思的著作。怎么办？我们心烦意乱。烧书舍不得，不烧不像寻常百姓家，出了问题谁负责。家庭事小，还是组织为重！为了长期隐蔽，只能忍痛割爱了。

我们家大概准备作为地下工作交通站了，大小干部都来。钱敏同志来我家，把一架德国蔡司式的贵重的照相机要我弟弟、妹妹保存。这架照相机，在鲁迅逝世时，钱敏同志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照了不少鲁迅出殡的群众场面。我在竞志念书时，"读书会"的同志给我看过这些照片。我娘娘有主意，她认为藏在楼下黑房子的破墙里最保险，鬼子不敢搜，除非整个房屋烧尽不会丢失。

这时，我们家全家都住在老墙门里了，与叔叔家合住。表面上过得去，不常争吵。可是局势一天天严重，我们家担心新四军六师师部、十八旅旅部要撤走，鬼子要"清乡"。国民党忠救军听说在附近又活动起来了。我的堂兄连生不务正业，经常外出，行踪不明。他不是新四军的人，上哪儿去？干什么？

这时，家里人给我又设法请李秀金弄来上海高桥的市民证。实际高桥在何处我也弄不清。拿来不到几天，忽然我家来了个不认识的"乡下客人"。小兰接待来客，原来是组织上送来通知，要我们姐妹俩三天中去上海，不得有误。

这个通知太突然，不是要我们长期隐蔽吗？怎么又去上海？去了找谁？组织关系呢？送通知的农民是严永洁家的长工。严永洁家住黄土塘附近河塘桥。我们问这个长工，说严永洁在家里。我与小兰商量，立刻去河塘桥找严永洁。我与小兰开玩笑说，小严真有本事，把长工培养成了机要交通员。

我们一路无言，好容易到了小严家。书香人家大房子，掩护条件好。人家总以为穷人家加入共产党，地主严家的闺秀不可能是共产党员。小严由楼上下来，跟着下来的还有钱敏，实际上楼上还有谭启龙同志。"大龙"埋伏在楼上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人们做梦也想不到，严家的女婿是共产党的大干部。

钱敏同志代表组织告诉我与小兰，要我们三天内立刻撤退，离家去上海。先找亲戚或朋友家住下，万不得已时，组织给找地方。小兰因为治肺病刚去过上海，与地下工作关系熟悉。我这么大，还未去过上海，只是高中在苏州三元坊省立苏州中学念书时，参加全国运动会到过江湾。十里洋场，我是摸不着头脑的。因此，由小兰负责，去上海后先找我姐姐程银娥的同学陶虞孙。陶虞孙是无锡人，来过我家，现住苏州河畔河滨大厦，是个高级知识分子，同情共产党。我们先住她家，以后小兰再找钱敏联系。

1941年8月28日，我与小兰坐小火轮到无锡。经过的几个地方都有伪军，上船来名义上检查，实际上敲竹杠。这些与我俩无关，我们只是作为学生外出考学校的，有几本教科书和《投考指南》。过最后一道关时，一个又高又大的日本鬼子站在岸上，船里所有的人都排队上岸，到鬼子跟前，鬼子一个个数着："依基、尼、沙爱、西……"鬼子似乎只注意男的，跑单帮的，我们在他心目中不是什么了不起的，很容易过去了。

到了上海，在苏州河畔的河滨大厦找到了陶虞孙。她是一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女了。在精致的客厅里，她接待了我姐妹俩。小兰说回家养了一阵，病还得检查，顺便看看上海有什么学校可进去读书。她家有个娘姨，有个一岁多的小孩。吃晚饭时，来了她丈夫，四十来岁，穿着像日本人，只笑笑不说话。当晚，我们住在她家客厅里，把沙发拉出来作为床铺。我们在客厅里，看到陶虞孙丈夫的名片，是日本人名字。还有看到各种杂志，其中有《人言》、《太白》。《太白》编委的名单里，就有这个日本人的名字。我们想，这是个进步的日本人无疑。

在陶虞孙家的第二天，来了与陶差不多年龄的一个名叫史人宇的妇女。她的名字我小时候常听我姐姐提起。此人善长绘画，是我姐姐的好朋友。陶介绍我们认识。她谈笑风生，说我姐姐要托她请人带几双胶鞋到四川去。我们明白，她们有不少亲戚朋友在大后方。

第三天，陶虞孙与我们在阳台上乘凉，说上海不太平，风声很紧，"你看"，她指着苏州河那边说，"隔河就是日本人，蛮不讲理，这边目前还不敢过来，不过也难说"。从她的话里听出来，我们不适宜再多住了。

小兰去找了组织，原来钱敏同志等均已来上海了。我们搬到辣菲德路后面的一个小旅馆住。临走照上海人的规矩，给主人家送点小礼物，客客气气离开。这时小兰穿一件苹果绿底四周镶白边的布旗袍，像个中学生。我们住在这个廉价的小旅馆里，桌上放着一排中学生的书籍。

组织上叫我们暂时隐蔽，等去苏北的路线接通，去苏北工作。这时，我才心定。否则这个乱糟糟的上海滩我怎么待下去。这个廉价的旅馆，一片混乱。一早，窗外刷马桶的声音响成一片，夹着叫喊声、咒骂声，粪车来往，臭气从窗缝里吹进来。晚上，不知哪儿来那么多妖妖娆娆涂脂抹粉的妓女。有唱小曲的，有拉胡琴的，有笑、有哭，还有打骂的。

我们住在这儿有不少实际问题，首先是吃饭，大饭店没钱去吃，不敢去吃；小铺子每顿去吃，人家不要怀疑你吗？而况，光吃广东馄饨、阳春面也吃不饱，没有蔬菜吃也不行。再者，住旅馆别人只是一两天、两三天，我们怎么老不走？最伤脑筋的是秋天快到，我们不能老穿着泡泡纱的花布旗袍过日子。没有毛衣，没有外衣，又买不起。小兰带了这些问题去与组织联系。不久，小严来探望我们了。小严穿了白皮高跟凉鞋，上海最时髦的小姐穿的，我想准无人怀疑她是共产党员。杨斌同志来看我们，给我们讲形势，讲汪精卫多少伪军压到苏常太、澄锡虞，但扑了个空。除部队外，大批公开的不能隐蔽的干部都撤退了。组织上解决这些同志的生活开支负担很重。还有不少同志做码头工人，拉黄包车，卖糖果，当小贩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要我们刻苦过日子。气闷，也可出去走走，可以探亲访友，只要是可靠的。杨斌同志还约我们去法国公园见两个人。

在上海哪儿也不敢乱跑，法国公园当然不敢随便去。这种地方，良莠混杂。听说万航渡路76号是敌伪特务机关，特务满布各处，寻找新四军的人，因此这几天一直闷在这个脏旅馆里。现在组织上要我们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看看人，大没有问题。那天，八月底，天气还是炎热。下午我跟着小兰到了公园。我也无心赏花看草，只想看到的会是哪两个熟人。那边树荫下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远远望去坐着几个人。其中一对中年夫妇，男的穿白纺绸长衫，女的穿灰绸子旗袍。看背影似乎熟悉，一时想不起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邓仲铭与李坚真同志。这一高兴我几乎叫了出来。老邓笑着说：听说你憋得难受，别慌，总得回去的。我说，这十里洋场不是我们耽的地方。大姐说，将来还是我们的，你不见上海有这么多工厂工人、大商店职员、学校学生、知识分子，不会甘心一直被日本鬼子与外国人统治的。讲到这些地方太乱、太脏。老邓说也有好的，他说他看了个电影《桃李劫》，很有意思。他也感到太闹，街道是一个样子，这条街与那条街分不清。杨斌笑着说，我一下乡看看这个村庄与那个村庄也都一样。大家笑起来，都说村庄要看进村出村，记着哪儿有棵大槐树，哪儿有棵大柳树，哪儿有座土地庙，哪儿有井、有河流、有桥，有共同点与不同点。城市看转弯处是什么商店，记着店号及电车汽车是哪一路。

回到旅馆牢骚也少了，隔两天下了一场雨，天凉了，各人做了一件厚布有小红花的灰色旗袍。

我们看广告，知道辣菲德路辣菲花园杜美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，我们决定去看一次。我们去晚一些，但当我们刚坐下，有个小伙子在前面捧着糖果盘过来笑着说，吃点糖果吧！我一看是保安司令部青年训练班的一个学员。我吓了一跳，但转想杨同志讲的些青年孩在卖糖果的事，可能就是指他们。散场时，我们等大家差不多走完再走。我们才出大门，走十几步，后面有人大声嚷：程指导员，程指导员，别走！我想这回完了。我只当不是叫我，继续走。谁知后面追了上来，真是叫人着急。我停下一看，又是一个青训班的学生，十几岁的大孩子傻乎乎的，看到我十分兴奋，像见了亲人。他告诉我，想念大家，说他家就住在附近租界，说没关系，东洋人不敢来；说杜美电影院专门放映苏联电影及进步片；说不少同学在上海等形势好一些再回去，都不愿在上海耽着；说昨天许教员也来看电影的；说杜美影院卖票的、卖糖果的不少是同学。

那时，杜美电影院一放电影，撤退来上海的新四军干部总有不少人去看。这太不符合保密要求了。万一混进一个叛徒，不是全得完吗？因此，我们姐妹俩不大去。可是，有两部片子还是忍不住去看了，这就是《桃李劫》和《渔光曲》。因为这两部影片我在上学时就想看，没有钱，看不起。那里面的歌都唱熟了，还未见过陈波儿、王人美的演技。不少人说陈波儿到延安去了，王人美是进步演员。更想一睹她俩的风采。看过这两部片子后，再也不敢到杜美去了。

我们后来又去了两个地方。一个是苏州中学，这时搬到上海租界上来了。严家桥我老同学李秀金的妹妹李秀英在那里上学，她是中民的同学。我们要打听严家桥近况，因此，去他们学校宿舍看李秀英。他们住得像鸽子棚一样，密密层层。我们又去找在保安司令部学习过的青训班的学生张毓珍同志，她住在她哥哥家。程中民、张毓珍、须士雄等都是严家桥的青年积极分子，可靠的，十八旅在时整天跟着部队转，又成立剧团演戏。在地方上太红，这次鬼子"清乡"，据说筑篱笆围墙，挨户检查，所以都撤退来上海了。这时我弟弟中民也来了上海，我们都到张毓珍哥哥家碰头。她哥哥我们也没见过，也不管我们。嫂子有个小房间，随便我们在里面谈话。

组织上通知我可以去苏北了，路线通了，我真快活。小兰还得暂留上海，以后，可能派往老家坚持工作。人是党的，个人服从组织，叫我往哪儿就到哪儿。姐妹不能永远相守，任务各别，只能各奔东西了。

苏中行

1941年8月28日到上海，1941年9月12日离上海去苏北，这个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。

来通知我的是一个青年工人，穿蓝布长褂，先用暗语接上了头。他告诉我，第二天几点来个女同志与你同行，坐轮船到张黄港上岸。上岸后，没有几里地就是新四军交通站。张黄港敌人查问特别严，要准备口供。明天来的女同志作为你的表妹。这一夜，我睡不着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。

约定的敲门声响了几下，来了个穿淡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同志，白跑鞋短发，朴素大方。我心想上海的女同志也不全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这样也挺合身份。一见之下都惊得愣住了，原来是赵秀英同志，东路特委的妇女部长。她半开玩笑地说："这一回，我是你的表妹了，表妹要听表姐的话。如人查问，你说我们一起住在吕班路。"

船，人挤人，三等舱臭气熏天，一下船就头晕。我闭着眼，找个地方躲在人后面。一到张黄港，上岸仅七个人，五男二女，行李也简单。可能伪军看着没多大油水，只是约略过目，挥手叫走。走啊走的，走到一个村庄，七个人分手，走两处。我们两男两女走一条路，原来都是新四军，都往交通站走。男的中间有一个是常熟县长任天石，江南民众人人知道的任青天，一个精干的青年人。我与他不认识，赵秀英过去与他一起工作过，他们很熟悉。路上很热，太阳当头照，两边庄稼稻田里蒸出的热气逼人。他们在前头谈工作，我跟着听，平安到达交通站。

离上海过长江张黄港上岸的四人，在交通站又分手。组织上看我还穿着单衣，马上叫我们去西茉镇量布，做了一件黑底细格子小红花布的夹袍，与苏北劳动妇女虽不完全一样，也接近。这时，何克希保安司令部的青训班一部分跟部队行动。部队在长江两岸来往。我们一过长江，又把许革夫同志与我找去带领青训班。那时，已快八月中秋，白天跟着部队走，常遇到情况。生活艰苦，只能吃熬白薯。晚上江南有门板、蚕匾当床，这儿连这些"床"也没有。环境紧张，一个晚上命令过长江下江南，走半夜坐船，好容易到了江南，第二天夜晚又命令渡江到江北。学生埋怨，老师不敢叫苦。形势到底怎样，大家信心不足。有些上海下来的同学吃不了苦，自行走掉了。

八月十五那天夜里，皓月当空，照得江边一片白。江面上帆船来往，看得清楚。我们几条船泊在江边，等待命令，是去江南还是上岸仍留江北，领导上尚举棋未定。船上的同学已鼾声如雷，早入梦乡了。老许与我坐在船舱，等候通知。半夜里，通知全部上岸留江北。于是同学们从一条条船里钻出来，上岸，集合，走路，进村，把同学们一一安置休息。这是一个新的地方，情况不熟，我与老许还得为同学们放哨，在村四周走动，保护安全。直到东方破晓，我们才吹哨叫同学们起床。

雨天晚上行军真苦了我这个近视眼。后来，想出个办法，逢黑夜行军，老许在背上挂条白毛巾，我跟在后面，看着毛巾走。有些女同志走不快，男同志提意见，女同志表示要不顾一切跟上。谁知当天晚上行军就出了事。南方的毛坑（厕所）不仅在屋后，竹林里、菜园里、田野两条田埂交叉处都放毛坑，而且坑沿与田埂一样平，稍不注意就有落坑之险。这一天黑夜行军，一个女同志掉进了毛坑，一身大粪齐肩膀。我们几个人把她拉起来，拉到河边换洗。已是十月，水冰冰冷，这个从大城市下来的姑娘一声不吭，毫无怨言。

领导上决定开辟江都、高邮、宝应三个县的工作，成立江高宝地区。党的领导同志是惠浴宇，部队有51团、48团。部队在这个地区活动，要有地方工作配合，于是成立了工作队。钱敏同志找我谈话，要我在工作队工作。惠浴宇同志召集全体工作人员，讲苏北形势及任务。接着，召开了整个江高宝地区的地方士绅、群众几百人的代表大会，我们工作队都参加了。惠浴宇同志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的政策，团结一切抗战力量，斗争目标是鬼子汉奸。领导上布置我首先要了解高邮二分区的情况，包括每个乡保长、群众代表的情况，红枪会、大刀会的成员，武器、政治倾向、基本群众要求等等。还要联系各阶层的代表人物，掌握他们的动向，准备将来成立抗日政权，进行"二五"减租。

第一次到一个保长家，刚坐下来，问问这个保的各种情况，大门口一下进来一个穿黄衣服的伪军。他想不到这儿来了个新四军的干部，我也想不到伪军经常出没这些村庄。他不敢小看我这个女的。我想，我一下也不能逮他，我一个人也打不过他，况且还不清楚保长的态度。我叫他坐下，问他从何而来，来干什么？我义正词严地训斥他：我们新四军在这个地区，我们的大军正陆续来，现在长江以北遍地是我们新四军，你们帮鬼子做坏事，新四军、群众不容，以后不准下来抢粮骚扰百姓，否则立刻打你们的据点。我要他回去老老实实告诉他们头目，今后，此乡不准来。他站起来连连称是。保长叫他快走，识相点，新四军就在后面村庄里。他一溜烟走了。走后保长向我诉苦，说这个地方伪军经常下来，保长也没法。我晓以大义，要他与我们联系，向我们报告消息，并谈如何组织群众与部队配合打击敌人等等。

我向组织上汇报后，组织上说我演了出"空城计"。要我们以后靠近敌据点的地方慢点去，先去上层联系，否则工作还未开展，人员却损失了。

我开始去访问本区第一流的地主士绅吴四太爷。这个老太爷五十多岁，长袍马褂，手里端个水烟筒，是高邮二区有影响的人物。他赞许惠浴宇首长讲的话，对我们的政策表示拥护。上面给我的任务是了解他的政治背景究竟亲国民党还是亲日本鬼子。我去了几次，摸不清楚。其间由吴四太爷逐步介绍我认识了本区的一些人物，几个是他本族侄子，有中年的、有青年的。我在这几家转了一阵。有一次，我在一个中年人家里，发现了他们有定期的集会。这个中年人抽大烟，不多说话。他们以聚餐为名，商量如何对付这个"局面"，也就是怎样名义上拥护新四军，应付新四军。实际上他们全是国民党的人。我是"座上客"，新四军的干部，他们不敢得罪我，只是应付。哪些人参加聚餐，怎样轮流在各家吃喝，给我摸得清清楚楚。这中间没有吴四太爷参加，说明吴四太爷与他们不同。逐渐我们大家认识了。有一次，在一家人家吃饭后出来，有两个青年人喝醉了，以为我熟悉了，不在乎他们之间的事。一路上，这两个年轻人在我面前竟商量起如何对付吴四太爷来。其中一个甚至说："不管叔子、侄子，主义不同要拼到底，非把这个老贼排除不行。"我完全了解了他们与吴四太爷之间的矛盾。以后，我了解到这些人是国民党内军统、中统之类的人物，而吴四太爷不大管这些事。我向领导汇报时说，将来政权里还是包括吴四太爷好。还有，我又认识了一个原在苏州中学教书的老师。他没有直接教过我，不过他感到学生离家从军也是光荣的，因此，他也帮助我，支持我。

了解了上层的地主士绅，进一步再了解中层的乡保长。长江以北过去国民党第三战区控制很严密，国民党原有一套乡保甲组织，我们目前只能利用。高邮与如皋、海安比较，在长江以北是算比较富裕的地方，鬼子要来争夺，国民党也不放松。我们要在这个地区建立政权，任务紧急，而情况又复杂，我们到此只几十天，调查了解不能不抓得紧而又紧。

我们工作组里有个名叫沈瑜的女同志，不到二十岁，也是无锡人，而且是无锡的"名门望族"荣家的人。沈是她母亲的姓。我说：你这个资本家的姑娘，怎么抛弃了梅园、惠山、鼋头渚出来找苦吃。她说：鬼子不打退，梅园的梅花也不香，惠山的山也不秀，鼋头渚尽是鬼子的兵船。我们一见如故。她的吃苦精神使我吃惊。已寒冬腊月，穿件薄薄的灰条的粗布棉袄，短发红脸，手冻得像馒头。江北的冬天也不是好过的，成天雨雪霏霏，满地烂泥。她一个乡一个保的跑。几十天差不多跑遍了各乡各保。挨家挨户访问，有理她的，有不理她的，有时连饭也吃不上，住也找不到地方。我看她不知道什么是苦，只知工作，工作，小本本上记满了各个乡、保长的情况。

一天夜晚，我与她同住在一个比较可靠的保长家里。这个保长比较进步。他告诉我们许多保长是国民党的人，所以排挤他。他还告诉我们附近有个中年人，大学毕业生，国民党拉他，城里鬼子要抓他，他给敌伪国民党敲竹杠弄得差不多倾家荡产。但他不愿为国民党做事，更不愿为鬼子做事，他只与进步的人来往。第二天一清早，我与沈瑜就去拜访他。他见我们是新四军的干部，就将一肚子苦水、委屈倾吐出来。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贪污腐败、消极抗战，他恨鬼子的残暴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。以后这个进步的保长与这个知识分子由沈瑜同志经常联系帮助。

冬天大雪纷飞，我们的工作日趋繁重。要迎接1942年组织政权，要打击鬼子，我们没日没夜的工作。有一天清晨，我从一个村庄去另一个村庄，白雪铺盖着田野，分不清田地与田埂。早晨还没有人走过这趟路，我第一个出村。老乡们劝我不要出村，说一夜大雪，又冷又找不到路，而且村外的桥是独木桥，晴天都不好走，桥咯咯响，下了雪更不行了。我因与别的村庄约好了今天去的，不顾一切就走，好不容易摸到路，走出村庄已摔了好几跤了。前面是独木桥，狭窄，结满了冰雪。南方的河流冬天不干枯，结着冰。我一步一步跨上桥，每一步路都小心谨慎。一到桥中间，冰冻的桥咯吱咯吱地响，如果再往前走，滑跌到河里去，真的没命了。这时我倒不冷了，心一急，出汗啦！回头望望村庄在后面，我懊悔不听老乡的话，但回去怕给人笑，这可是对我的考验。于是我弯下身来，慢慢爬过去。过了桥，看看我的手，冻得紫一块，红一块，痛得麻木反而不觉得痛了。

年底汇报总结工作，江都、高邮、宝应三个县的民运工作同志都来了。工作队的同志存在着一个与地方干部团结的问题，有些工作队的同志与个别地方干部相互瞧不起。这些情况领导上掌握后，开大会批评。江渭清同志批评说，过去剥削阶级挑拨群众，分"江北人"、"江南人"，江南人看不起江北人，这是剥削阶级的观点。我们是阶级兄弟，应该消灭地域的歧视，传统的偏见，团结起来对付敌人。

此后，再出发工作采取苏南干部与苏北干部搭配，取长补短。我与一个叫王平的女同志一起工作。她是扬州仙女庙人，比我年龄略小，活动能力很强。当时已是1942年春天，河里的冰冻已化，鬼子又要下来扫荡了。江高宝地区是河网地区，河流纵横，西边高邮湖、宝应湖、邵伯湖相接，东边大河小河相连。根据经验，敌人可能从水路来扫荡。我和王平一起下乡，动员各家各户准备麻袋，还备了石头准备堵河。有一天，刚吃完晚饭，接到通知，在某某几条河里堵塞河床。千家万户立刻出动，搬麻袋上船。一条条船出发到指定河浜。王平指挥，把船上装满沙土的麻袋和石头投向河里。河面阔，开始投下去的石块麻袋有的被冲走。一条船接一条船轮流往下扔麻袋，慢慢河面堵塞起来了。快合龙时，水流湍急，投下的麻袋被冲走。于是又是一场战斗。河沿两岸人声沸腾，加紧投石块麻袋，一直到河流合龙，筑成一条坝为止。老乡们都笑着说，明天鬼子汽艇开过来让它吃土搁浅。他们万想不到一夜间几座坝从天而降。已是下半夜了，人们在各村庄的领导人一再催促下才回去。

天亮了，鬼子汽艇来了，"啪！啪！啪！"转来转去到处碰壁，没奈何只得掉头回去，又被部队、民兵打了埋伏。我们组织群众打扫战场，慰问部队。在这过程中，我看到了苏北女同志的坚强，能干。王平这个女同志指挥几十条船，几个乡千百人马，坚决勇敢，冷静沉着，真是我们的巾帼英雄！

鬼子扫荡与我们反扫荡斗争十分激烈，部队、民兵、群众、干部都得到了锻炼。对在战斗工作中表现好的要发展一批党员，要提拔一些干部。我到一个村庄里去找到沈瑜同志，她工作出色，把农、青、妇都组织起来了。我同她谈了话，把纸做的红旗及写的纪律贴在墙上领着她宣誓。她激动得颤抖，眼泪也流出来了。她慷慨地说：为革命死也甘心，永不叛党。介绍她入党后，我几十年没有再见过她。一直到现在，还没有打听到她最后的消息，不知是否牺牲在苏北战场了。

【程桂芬（1918-2000），生于1918年7月1日，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。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，参加革命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9年参加新四军，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，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，在丹(阳)、句(容)、溧(阳)一带开展妇女工作，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，1941年9月参加江(都)高(邮)宝(应)地区民运工作，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，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，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。被捕后对党忠诚，1945 年夏恢复党籍，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。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、大众日报社编辑、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、华东军政委员会、华东局宣传部工作。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，1954年毕业后留校，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、历史档案系副主任，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，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、顾问。著有《中国近代档案史稿》(教材)、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等。2000年7月逝世，享年82岁。】